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
正月十三。
苏轼的同学（同科进士）、商洛令章惇自长安带着苏旦和安师孟来凤翔府拜访苏轼，并一同自周至县清平镇游览了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往返四天，得诗十一首。
这十一首诗都寄给了苏辙，兄弟俩互相唱和了一番方罢。
苏轼与章惇等人游终南山时，到了仙游潭时，只见潭下绝壁万仞，只有一根孤木横亘其上。章惇邀请苏轼沿横木过到对面在潭壁上题几个字，苏轼害怕而不敢通过。以今天的原理来解，苏轼可能有恐高症也。
只见章惇信步轻易就过去了，这还不算，又用一根绳绑在树上，把自己垂放下去。小心地提着自己的衣襟，用漆墨润湿大笔，在石壁上大书：苏轼、章惇到此一游！
写完后，再从容折返，一来一去，章惇却是脸不红心不跳的，“神彩不动”。
苏轼目睹这些，拍着章惇的背说，你日后必能杀人！
章惇不解。
苏轼说，能轻易拿自己性命做赌注的人，日后便不怕杀人。
章惇大笑。
谁知，日后苏轼此语竟一语成谶。
这一段子，流传的相当久远，等于变成了贴在章惇身上的标签。
二月十六，苏轼又与张杲之、李彭年重游南溪。
几个人喝得有些醉了，就相与解衣脱鞋，赤足褰裳插入溪流中，一起大声吟咏唐人韩愈的《山石》诗，看来宋人也常有追慕古人风尚的传统。
《山石》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诗作，被选入今天的《唐诗三百首》。
此诗是韩愈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七月离徐州去洛阳的途中。当时韩愈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尉迟汾。
诗题为“山石”，但并非咏山石，而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
诗中“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促为人靰”句是全诗主旨。全诗颇显韩愈“以文为诗”的特色，其突出特点是运用了赋体的“铺采摛文”手法，气势遒劲，风格壮美，数为后人所称道。
苏轼在南溪这种终南仙境里，深深地体会出了韩愈的诗境，当晚便留宿溪堂，不忍轻易离去。
在苏轼的和诗中，“人生何以易此乐，天下谁肯从我归”道出了苏轼此时的真实心境。
春日里，蒲诚之的车骑到了二曲，苏轼本来可以与老蒲同志见个面叙叙旧，但是苏轼又接到通知，说全体府中官员都要在天亮时出城，去迎接一位三司副使张省簉（音造）。副使，宋时三司副使简称。
但又怕蒲诚之来了见不到人，苏轼就提前给蒲去了信说明了一下。
过岐山时，苏轼听说岐山西北七八里，有座周公庙，庙后百许步有泉依山，到近前只见正向外涌出甘冽的泉水。
相传，此泉在太平盛世时会涌水，而世道繁乱之时就会枯竭不流。唐时的凤翔府节度使上奏朝廷后，朝廷赐名润德泉。
中秋节前四日，时兼凤翔府府学教授的苏轼，夜宿府学值夜。
夜里做梦梦见与弟弟苏辙同游终南山，作诗数十首，梦中感觉皆属妙语。醒来后，苏轼只记得一句是“蟋蟀悲秋菊”，于是当场就和了自己的这首梦境诗。
本来，在京师侍奉父亲的苏辙，闲暇时于京师宜秋门里的南园种了十数种草木，都各作了诗寄给了哥哥，南园是父亲在京师所置的产业。
苏辙在南园的赋诗一共十首，分别写了园中的萱草、竹、种芦、病榴、葡萄、丛娀、臝、牵牛、柏和葵等植物。
苏轼和了弟弟的十首诗，加上特地又和的梦境中的“蟋蟀悲秋菊”诗，共十一首。
前六首，苏轼每首都各有所指的植物，后五首则如脱缰之马，信手写来，已无所专指。清人纪昀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此首忽跳出题外，取兴在即离之间”。同为清朝人的王文浩听了，较为欣慰地说，“晓岚知其跳出题外读此诗，尚不为失眼，但究为理清逐诗线索，故其后所论作法皆误，冰炭之不相入矣。”
总之是，两位大人尚存有“文人相轻”的嫌疑。
王文诰，清代浙江仁和人，他穷毕生之精力钻研苏轼，四十年间，寒暑不缀，一生追寻东坡踪迹，行遍大江南北。若非敬爱之深，用力之勤，难以做到这一切。
可以说，自南宋以来，对东坡研究之深、敬仰之切、理解之透，唯此一人而已。因此，评论一个纪晓岚，我们认为还是够格的。
宋英宗治平元年秋，西夏军大举侵犯西部边境的静边砦。
当时的转运使兼任一路的经略使陈述古与副总管刘几议的进兵意见不合，军队中人心惶惶、无所适从，边境地区的居民更是惶恐不安、人心汹涌，震动了三辅一带。
在苏辙写给哥哥的信中，甚至称颂哥哥善射，兄弟俩甚至也想弃笔从戎，上阵杀敌为国守边，“穿杨自笑非猿臂，射隼长思逐马军”。
正在这种千钧一发之际，朝廷派王素（字仲仪）以端明殿学士除知渭州（北宋时辖境相当今甘肃平凉、华亭、崇信及宁夏泾源等市县地）。
边境的士兵与老百姓听说了王素要来，一时间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军队也变得纪律严明，军容整肃，旗帜飞扬，鼓角响亮，羌人当天就撤兵离去。
要知道，王公只不过是设宴慰劳了守边的将士们而已。通过这件事，让苏轼知道了老臣名将对于国家的不同寻常作用。
王素，字仲仪，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北宋名臣王旦季子。赐进士出身，累擢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又迁龙图阁直学士，历知定州、成都府、开封府、许州。英宗治平初，召拜端明殿学士，出知渭州、成德军。神宗熙宁初知太原府，官至工部尚书。六年，卒，谥懿敏。王素之子名王巩。
十月下旬，苏轼给眉山老家的一位布衣之交杨济甫去信，告诉老杨本年的腊月十七八就要罢任凤翔府，离开岐下了，今后二人离得是越来越远了。
只是那位在一起共论过唐史的青神县的的老乡、妻王弗的兄长王道矩，寄信说不久要来凤翔府看望自己。因为道矩没有说何时动身，请老杨再来信时，把王道矩的行程告知一下，主要是怕王道矩来到凤翔府后再扑空了。
十一月初四，应韩琦之请，苏轼到陕西路查看。
苏轼目之所及看到的是，地方正在征刺义勇军，每三户人家中选择其中一户人家必须出一人丁，刺以为义勇军，以至于地方上忧愁怨恨的老百姓哭诉声震动朝野。
次日，正是冬至。苏轼借先王在冬至与夏至这两天关闭关卡，禁止商旅之人通行，君主要不问政事的先例，上奏英宗皇帝要重视国家的休养生息之理，断不要再去劳烦百姓。
这时候，苏轼的老乡，曾举荐过二伯父的孙抃去世。
孙抃，字梦得，初名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举进士。历任开封府推官、尚书吏部郎中、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
关于此人，苏轼曾讲过流传于家乡的他的故事。
故事中说，孙抃与一个学子同赴科举考试，路过华阴时下雪，路遇以老妇两鬓如雪坐于雪地里，竟无丝毫畏寒之色，不知从何而来，那个学子习以为常没有理会，而孙抃却将随身所带的数百钱送她。走了一段路后，学子后悔没施舍老妇，转回老妇已不见。
这一年，孙抃以第三名高中，而那一位学子却至老死也未考中。
仲冬时节，苏轼在凤翔任上已满三年，将要罢任还朝听封。
这时，太守陈公弼邀请苏轼到凌虚台上相聚饮酒。回想起与陈太守在一起共事的日子，苏轼真心认为老陈实乃“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见义勇发，不计祸福，必极其志而后已”，此时此刻，两人正在凌虚台上，“举杯邀青山”，前嫌尽释。
不仅如此，苏轼还结识了后来成为挚友的陈太守的四儿子——小陈陈慥。
对于上次羌人来犯之事，苏轼心中还是有些耿耿于怀，虽然王素至三辅复安，苏轼还是希望朝廷能对西夏发动进攻，用武力教训一下来犯之敌，以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所以，在当时给弟弟的诗中说到，“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
苏轼与弟弟的兄弟情贯穿着二人的一生，后面还会经常论及。
此时的二人，一个在陕西，一个在京师，分别已有三载。苏轼觉得，兄弟情是无人能够取代的，“吾从天下士，莫如与子欢”。
周至县南界是芒竹，因芒水之曲多竹林，凤翔府东南二百三十里，是司竹监的所在。
司竹监就是当时掌管植养园竹的机构，凡是宫中百官所需竹器的竹子，均是司竹监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适逢司竹监官司年例烧苇，烧苇也是为了给明年的新苇萌发提供草木灰养分。
苏轼正好碰上官家烧苇及在苇园里会猎，于是就在此观猎，观猎后又分食了猎物，豪饮一番而归，“酒酣上马去不告，猎猎霜风吹帽斜”，归家后还作了这样的诗句。
自从当年在京师的东门一别，如今二伯已仙逝两年多了，在苏轼眼里，这一切如同梦寐。适大堂哥不欺迁葬父亲至眉山永寿乡高迁里墓地之时，行将离任的苏轼，在官舍里为亡伯苏涣写下了两首挽诗，“至今如梦寐，未信有存亡”。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腊月十七，二十九岁的苏轼在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上任期已满，离任回京候选，终于离开了歧下这片呆了三年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