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襄阳城，苏轼还花一百钱买了两只雉（山鸡），烹煎后食之。
食后又突然想到《月令》中所言：（每逢）孟冬，雉入大水（淮水）为蜃。蜃形如蛇而大，呵气成楼台。因此，食后又心有余悸，把这种想法又表现在诗里。
在这里，苏轼大吃鳊鱼与野鸡（雉）之时，喝的酒水也绝不会含糊，据后人考证，是襄阳宜城县当地的特产——竹叶酒，又名竹叶春。
宜城是襄阳属县，在府南九十五里。
宜城县东二里有金沙泉，其泉造酒甘美，世称宜城酝。饮罢竹叶酒，苏轼来不及抹嘴，心中又发出了：耆旧何人在，丘坟应已平。惟余竹叶在，留此千古情。
苏轼口中的“耆旧”，语出《襄阳耆旧传》，又称《襄阳耆旧记》。东晋习凿齿所撰，共五卷。主要是记载襄阳郡的历史人物事迹、山川城邑和牧守业绩等，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集，可惜今已佚。
离开襄阳，到了昆阳城（今河南叶县），又给了苏轼一次难得的凭吊历史的机会。
由于两千多年前在此发生过“昆阳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场著名的战役，也是王莽归于灭亡、刘秀得以中兴的决定性的一战。
苏轼站在农夫的菜畦上，望着当时平野旷远、孤城如块，风沙苍茫之野，城门通向四方，故道宛然还在。
但当时战争用于攻防的楼橹，却不见一点踪迹。茫然不知的田农野夫，躬着腰背正在整畦种菜。面对此情此景，苏轼提笔作了一篇《昆阳城赋》。
在赋中苏轼不由得感到怅然若失：既感慨于那场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也感慨于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历史变迁。一句“彼野人之何知”，既是对自己的学识和对历史的精通感到骄傲，又是“野人”不知季节变换而自己却怀着深沉的历史情怀，却也含有“野人“不知历史，也就不去怀想历史，而过得逍遥自在的意思吧。
叶县旧属汝州府，因唐开元年间有个叫王乔的人在此地得道成仙，唐时还一度被置为仙州。
苏轼游览了这里的双凫观，还听说了这里面的典故：唐显宗世为叶令，而有神仙术的王乔每月逢朔、望之日都要到京城长安去参拜。奇怪的是，显宗却没有见过王乔的车骑，密令下属暗中观察，却见到王乔每次要来前，总有两只野鸭自东南方向飞来。于是，在一次又见野鸭飞来时，用网捕获，结果网中只有一双朝廷此前赐予的官靴。
这一段子充分佐证了王乔的仙术，在我看来，苏轼对此是极为感兴趣的，因为苏轼早年的启蒙老师就是一位道士！
苏轼一家人一路北进，未达京师前，又一路游览了几处人文景观。
在汝州颍桥，参拜了颍大夫颍考叔庙。
颍考叔这个人，是郑国的大夫，执掌颍谷（今河南登封西），在郑庄公对其母亲武姜发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后，孝子颍考叔挖了一个隧道，取名“黄泉”，安排郑庄公与武姜在“黄泉”见面，这就是后世闻名的“黄泉相会”。
颍考叔在苏轼的时代就已经闻名天下了，以至于苏轼也相信了颍考叔是当地人，其实，关于颍考叔的家庭住址知道今天仍有争议。有说河南登封的，有说安徽颍上的，还有说河南许昌的。总之是，人一出名，福利就多多。
在尉氏县，苏轼游览了东南城隅的阮籍啸台。
阮籍，世称阮步兵，，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三国时期魏诗人，阮瑀之子，竹林七贤之一。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著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后世如晋朝的左思、张载、陶潜（《饮酒》），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庾信，唐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人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按理说，苏轼晚年曾数次和陶渊明诗，诗文上算是陶渊明的徒弟的话，那么，阮籍在作诗上可以说算是苏轼的师爷了。
行到尉氏县，正遇大雪。
一日当苏轼借宿在驿站里，恰逢有一位黑脸大汉冒雪也前来借宿，进门二话不说就叫上苏轼一起喝酒。苏轼也不避讳，“我酌徐徐不满觥”。第二天早上酒醒，见昨晚对饮的黑汉已不知所踪。苏轼无奈地摇摇头，作首诗把这一事件记录了下来。
所以说，我在文中所述也全是有据可查的史料，绝不敢掺杂一丝的水分。苏轼诗中，写驿站奇遇时还仿效了他的偶像白居易《琵琶行》的口气：纷纷笠上已盈寸，下马登堂面苍黑。苦寒有酒不能饮，见之何必问相识。
路过封丘县时，苏轼还去了县西三十里的朱亥墓。
朱亥，战国时魏国人，隐居于市井之中，有勇力，早年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当屠夫。魏安嫠王十九年（前258年），因侯赢的推荐，成了信陵君的上宾。曾在退秦、救赵、存魏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晚年隐居朱仙镇。
李太白曾作《侠客行》来歌咏朱亥，可见朱亥同志的光辉形象源远流长。朱亥是用袖中四十斤重的铁锤，就锤死了晋鄙。使得魏公子进兵击退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这时我突然想到，我们在上学时课本上的《大铁椎传》说的是不是朱亥的事，但很遗憾，这只是清朝初期明遗民魏禧为了透露出自己对明朝亡国君臣的不满，抒发了他的亡国之痛，表达一些“抗清复明”爱国思想而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
二月十五，苏家人抵京师开封，赁居在西岗的一处宅院里。
安置甫定，苏颂（字子容）前来叙宗盟。
苏颂（1020－1101）是家居润州（今镇江）并在此终老的北宋著名政治家、科学家、药物学家，苏轼（1037－1101）是宋代诗、词、文、书法、绘画全能的一流才士。古人曾有“二苏交厚而无文”之说，实际上二苏家族保持着相当密切的交往，谱写了人际交往的典范和乐章。
苏轼家族与苏颂的相交，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轼的父亲苏洵与苏颂在嘉祐、治平年间同在馆阁时的联宗。
嘉祐、治平年间，苏洵除授试校书郎，苏颂任太常博士兼校正医书官等职，二人同在当时的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任职。据苏轼回忆，“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苏洵与苏颂虽认宗亲但并非嫡亲本家，苏洵为四川眉山人，苏颂为福建泉州人，这种交游更多可以看成为道义之交。
苏洵去世，苏颂曾有挽联二幅，其二“常论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义更相亲。痛惜才高世，赍咨涕满巾。又知余庆远，二子志经纶”，点出了这种道义相交的实质。苏洵与苏颂的联宗，拉开了苏轼家族与苏颂家族长达40多年生死之交的密切交往史。
以至于在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谪惠州路经扬州时，扬州州守正是苏颂，这是苏轼与苏颂的最后一次见面。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颂在润州去世，适逢苏轼路经润州，苏轼也病入膏肓，写下了《荐苏子容功德疏》。这是苏轼与苏颂关系最为实质的总结与概括，带有盖棺论定的味道：宗亲关系是他们交往的情谊基础，工作关系是他们交往的道义基础，政治立场大致相同是他们交往的政治基础。
三月，弟弟苏辙被选入流内铨。
流内铨是宋官署名，属吏部，掌管幕职、州县官以下注拟、磨勘等事。
北宋初年，京官七品以下流内官员的任免、考课等，仍属吏部。元丰三年（1080），改吏部流内铨名为尚书吏部，官制改革后，再改为吏部的侍郎左选。
四月八日，梅尧臣（字圣俞）病逝，年五十九岁。
苏轼曾经非常喜欢老梅的一首《和宋次道紫宸早朝》诗：
陆生声誉在云间，来预簪裾谒帝颜。冠剑有客夔与禼，文章全盛马兼班。
耽耽玉宇龙缠栋，蔼蔼金铺兽啮环。却出常衙殿前过，戟衣风动自相攀。
刚送走梅老先生，九天后，江休复（字邻幾）也死于京师。
江休复，曾任刑部郎中，死后欧阳修作的墓志铭，可见此人亦非凡人。
苏轼曾见过此人，而在贬黄期间与江老爷子的孙子江惇礼后常有书信往来。
五月二十一，苏轼得知蔡襄（字君谟）除任开封知府。
曾经在一起论书的苏轼，后来回忆起曾力荐君谟领袖北宋书坛但总被蔡襄婉拒。那时的苏轼认为，学书法就像在激流中溯流而上，用尽力气，船还是不离旧处，而蔡襄的书法却能独出于当代。
后来，苏轼还写有评论蔡襄书法的文章多篇，称蔡襄为当世第一，且始终坚守此论。蔡襄死后六年，苏轼还专门从杭州到临安县去借阅蔡襄写的《海会寺记》，对他赞誉有加。
就连欧阳修也认为，“蔡君谟独步当世”，还说他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若要是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蔡襄的书法有哪些瑕疵时，就是大字略显粗疏些。苏轼认为，若是分科行医，那是此人是医术太低；若是某人靠颜色来作画，是画技太差；若只能作一种书体而不会另一种书体，那就是没有参透书法的真谛。学书法应从小楷练起，像蔡君谟这样的书家，真、行、草、隶、篆无所不精，兴趣之余还能变为飞白书，可谓是参透了书法的关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