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表哥文同寄来了自己的诗作，苏轼答诗并回简，顺势向表哥求画。
因为，在苏轼眼里，大表哥的墨竹真是到了“胸有成竹”的地步。
生于蜀地的苏轼及文同，打小就对竹子的习性较为熟悉。苏轼认为，竹子自长出一寸长的时候，它该长多少的叶片和竹节都已经是与生俱来的。而古往今来的画竹之人，往往是一节一节地画，一笔一笔地添，这样就难以画出竹子成熟完整的神韵。
大表哥因为画墨竹名声在外，所以上门求画者络绎不绝，来者往往会馈赠一些白绢作为润笔之资。时间长了，文与可就难免厌倦起来，早已淡泊名利的他，索性将这些上好的白绢做成家人们穿的袜子。他还告诉前来求画之人，说自己的画竹技法已经全部传授给了徐州的苏轼了。
这在当时的士大夫圈子里，成为了一时的笑谈。
对于苏轼的请求，大表哥将自己精心所画的《筼筜谷偃竹》赠给了苏轼，筼筜谷位于文与可之前任职过的洋州。
苏轼想起来有一次与大表哥之间的诗词唱和，其中苏轼的诗中有“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汉水上的竹子，像蓬草一样，既多又贱，在砍除的时候，连竹笋都不放过。料想生活贫寒，又饥又馋的文太守，砍竹笋充饥，已非一日，吃进肚里的的竹子不知有多少，想必渭水岸边上千亩的竹子都被吃进他肚子里了吧。
谁知，当天文与可与妻子正在筼筜谷中游玩，晚饭烧笋而食，打开苏轼的来信一读，失声大笑把饭竟喷了一桌子。于是，关于苏轼与文同的四个成语典故就应运而生了：清贫太守、渭滨千亩、胸有成竹、大笑喷饭。
让人没想到的是，令苏轼一向极为敬重的大表哥文同次年于陈州病逝。
这时候，远在湖州任上的苏轼在一次翻晒书画时，又无意间见到了文与可的《筼筜谷偃竹图》，苏轼禁不住放下画卷，以至于失声痛哭。
元丰元年，五月四日。
朝廷正式下诏，奖论议苏轼为核心的徐州领导班子加固徐州城的捍水之功，该诏书还被徐州府镌刻于石，以为勒记。同时被降诏奖论“立堤救水，城不得没”的州府还有济州、齐州和郓州三州。
苏轼按君臣之间的礼节，恭敬地上了谢表。
几天后，京东西路安抚使王克臣（字子难）被改知瀛洲（今宁德蕉城区洪口乡），由贾昌衡（字子平）接任京东西路安抚使、兵马巡检、知郓州。
这位贾昌衡，是北宋著名政治家、经学家、宰相贾昌朝之弟，真定获鹿（今属河北）人。贾昌衡也曾向朝廷举荐过苏轼，乞召苏轼为近侍，但没能成功。
京东西路提刑孙颀，此时被调任湖北转运使，当时的李清臣、孔宗翰为京东东路提刑，辖京东东路、京东西路，而孙颀任京东西路提刑。在苏轼所处的时代，这种各路之间的分分合合，时有发生。
孙颀，一字景修，长沙人，少孤而受教于自己的母亲，后官至太常少卿。
高邮人秦观（字太虚，又字少游，别号邗沟居士，世称淮海先生）要进京应举，路过徐州时，在李公择的引荐下前来拜见苏轼，这是秦观与苏轼的第一次相见。
秦观将他的诗词呈给苏轼，苏轼翻看到了他的词，只见章法、句法相对疏朗，而字法尤显典雅精致。小秦用疏朗流畅的章法，连接精致典雅的词句，使得词句既较柳永高雅，又不似周邦彦那般凝涩晦昧、难以索解，而是融入技艺又不逞弄技艺，这真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佳境。
秦观在徐州没有待多久，便旋即北上。小秦还很会来事，顺道还拜访了在南都的苏辙。
在离开徐州时，秦观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别子瞻》，其中的“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已南能几人。八砖学士风标远，五马使君恩意新。”句，正是抒发了对苏轼真心地仰慕、赞美与不舍的情感。
众所周知，在宋代词体演进的过程中，秦观曾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秦观的感伤词作形成了词史上影响巨大的抒情范式，在他之前，晏殊、欧阳修以珠圆玉润之笔写作名臣显宦的闲雅之词，晏几道以空灵悠缈之笔写作没落公子的感伤之词，柳七郎风味失之浅俗，苏轼词的豪宕不羁又非“本色”、“当行”，他们皆不能被广大文士所理解和接受。秦观的出现，则成为后世人们普遍师法的对象。
所以，当时的苏轼认为秦观有屈原、宋玉之才。以至于后来，当得知秦观客死于北归的路上之时，苏轼竟发出了“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的哀叹！
翰林学士王禹偁，字元之，世称王黄州，济州巨野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就已早逝，年仅四十八岁。
欧阳修在世时十分仰慕王禹偁，在滁州时曾瞻仰其画像，还为其作《书王元之画像侧》。苏轼在路过苏州虎丘寺时，也瞻仰过王禹偁的画像。
巧合的是，王禹偁也曾被贬到过黄州，在黄州期间曾新建小竹楼，并为之作记。后来苏轼被贬黄州，在黄州建房子时，方遇大雪，故取名“雪堂”，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雅趣。
今天要说的是，王禹偁有个曾孙名叫王汾，正在兖州任知州。当王汾将先祖王禹偁的碑铭出示给苏轼看时，苏轼联想到恩师与自己对于王公的景仰之情，于是就作了《王元之画像赞并叙》，寄希望王汾能将此文附于家传之中。
苏轼又给大表哥文与可写信，听说大表哥已向朝廷申请到浙郡为官，不知道朝廷是否恩准。
苏轼想说的是，自己也与表哥一前一后向朝廷递上过奏章，想讨一宣城或明州（今浙江宁波）的地方差事，如果都获得恩准，那么，到时候就可以与表哥连船南下了。
七月十五，苏轼郑重地为家乡眉州作文，以歌颂他们的好州守黎錞（字希声）。
眉州太守黎錞，重农桑，减税赋，公平正直，“知州事，仁明不苛”，从而深受眉州百姓拥戴。宋朝的官制，是“三年一磨勘”，即三年期满就要调离。这样的好太守要离开眉山，眉山百姓不干了，万人空巷要留下黎太守。此事报到朝廷，朝廷派人调查后，破例让黎錞又做了三年知州。
苏轼总结，自己的家乡眉州接近古风的好习俗公有三处：
一是当地的士大夫都很看重学习经术并重视宗族亲戚，二是那里的民众普遍尊重官府而惧怕犯法，三是农忙时节农夫们都能很好地互相帮助。那里的百姓对待州守和县令，都会按照古代君臣的关系一样，在官吏离任之后，为他们画像并时时敬奉。
留任后，黎太守更是善待子民，常常与民同乐，眉州的民众更加地信赖他。
其时，眉州官衙后门有一湖，叫环湖。黎太守公务之余，常在湖边游玩。有一天，黎太守突然觉得，如果在这湖边修一座楼台，既为环湖添了一景，又为百姓登临提供了方便，岂不是一举两得。
于是，黎太守拿出自已的积蓄，又号召军民士绅捐助，很快筹齐了建楼的银两。不久，一座二楼三层挑檐的精致木楼就矗立在了环湖边。
楼是修好了，可是取什么名字，请谁来题记呢？黎太守颇费思量，想来想去，他想到苏轼。原来，黎錞与苏轼的父亲苏洵曾是好朋友，年轻时常在一起游玩，吟诗作赋，探讨古今的成败之理。
苏轼虽是晚辈，却与黎錞同朝为官，有忘年之谊。苏轼名满天下，又是眉州人，请他题名作记再合适不过了。黎太守当即修书一封，差人送往当时的徐州。
谁知一等再等，竟无片言只语寄回。原来苏轼正带领徐州军民抗洪赈灾，直到第二年开春，苏轼才将亲笔书写的楼名和《眉州远景楼记》派人送回了眉州。
处理完了家乡的事情，时任滕县（今山东枣庄所辖县级市）知县的王安石同母三弟王安上也向苏轼求作记文。
原来，滕县知县原由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担任，想当年，各地官署的厅堂都但求简陋，人们很忌讳谈论大兴土木之事。以至于即使房屋年深日久、倾斜腐朽，也要装模作样地一任一任地传下去。
而范县令却不避俗事，力排众议地将滕县县衙翻修了一新，新建的公堂及役卒的住舍共一百一十六间，唯独他自己的住所没有翻修。
滕县县衙翻修之后不久，范纯粹将离任，由王安上接任。范县令临走前，亲自交代了王安上要将此次县衙的翻修之事刻碑立石。
也许是自己的四哥王安国的引荐，于是王安上就找到了苏轼。因为在王家兄弟中，数王安国与苏轼最为投缘，也交往最深。
接手这个差事后，苏轼觉得，自古以来的“奉己防嫌”这种事就是个伪命题。
在苏轼所作的《滕县公堂记》中，他举例了东汉后期有个叫效命于曹操的徐奕（字季才），此人为人忠直、表里如一。由于当时盛行廉洁之风，士大夫们都争相降低自己车马的规格以博取名声，而徐奕却一如既往，所以天下人都认为他过于奢侈。后来，世俗之风日渐奢靡，而徐奕还是以前的样子，天下人又开始认为他太过吝啬。
苏轼的意思是，这位徐公的做派才是真正的品行如一，因其“不改其常”，故天下以为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