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八，初到成都的苏轼，被成都学官侯溥（字元叔）在嘉佑院设食，邀请苏轼谒见长老，观看佛牙并在一起共食。
席中，苏轼还把文采出众、一同前往的王箴（王闰之的弟弟）推荐给了同样是博学擅文的老乡侯溥（对小舅子还不错）。
因为，苏轼居乡的这段时间，通过与王箴等人的交往，使得王家人都对苏轼的人品学识大加赞赏。于是乎，王弗的堂妹、王介（字君锡）之幼女闰之（字季璋）被介绍给苏轼为续弦。
十月二十六，苏轼把先前得于凤翔某客商手中唐朝吴道玄所画的四菩萨像，在父亲病逝后施舍给了曾与之交往的和尚惟简。
惟简得到后极为珍重，专门建造一座阁楼收藏它，且把苏老泉的遗像置于画板之上。如今，这座阁楼已经建成，苏轼就应邀专门做了一篇记文《四菩萨阁记》。
从嘉祐年间到现在的治平时期，苏轼两度回乡奔丧，在家乡眉山停留的这两段时间里，经常往来于青神县西边的瑞草桥。
瑞草桥，也就是苏轼与王弗相恋的见证地。
如果说“唤鱼池”是让苏轼与王弗二人结识的地方，那瑞草桥则是二人从相识到相恋的见证地。
虽然说如今已经我们已经看不到瑞草桥的身影，但是它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在《青神县志》上明确记载着：“据《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程正伯所藏山谷贴》中有：‘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唤鱼潭、瑞草桥清泉翠樾之间’。”
意思是，古时有一程姓老者，一手持竹杖和擦汗的布巾，乘船横渡青衣江（岷江），至唤鱼池与瑞草桥之间山青水秀的中岩下寺游玩的故事。
它告诉我们：瑞草桥在原青衣江（岷江）渡口与中岩唤鱼池很近的地方，确切地说，瑞草桥就在中岩寺对面岷江与思蒙河汇合处。
思蒙河，蜿蜒数十里，流入青神的刘家咀，从这儿的河滩右侧流入岷江，在河滩上形成约30米宽的水面。宋代，水上架有一座全木结构桥，就地取材，桥面约一米宽，用一根根树条铺成，树条之间的缝隙填满稻草，桥面上再铺上一层稻草和细沙，这便是“草桥”了。相传，因瑞峰所辖中岩山上曾产瑞草（灵芝），故将建成的草桥，取名“瑞草桥”。
苏轼新恋人王弗的家，和他的外婆家都在瑞草桥附近，他们去中岩寺，去瑞峰古镇，去水运码头，走古庙都必经瑞草桥。
也许在这次中岩相识之前，苏轼在经过瑞草桥去外婆家时，早就在偶然中与王弗见过面，只是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位女子会是他以后的妻子，如果知道的话，——会不会多看两眼呢？
可以知道的是，有了瑞草桥，在苏轼初恋的那段日子，他常从程家嘴外婆家过桥到瑞峰王弗家作客，王弗也经常过桥到程家嘴与苏轼研讨诗文，都感到十分方便。
有了瑞草桥，苏轼与王弗有更多的机会去岷江河边散步，倾情相爱，促成了永结同心。有了瑞草桥，苏王二家的亲情交往日益增多，亲戚往来常年不断，就连苏轼结婚时，王弗乘坐的大红花轿，也是经过瑞草桥，才嫁到苏家的。
那么由此看到，瑞草桥是苏轼和王弗的催化剂，它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是他们两人共同的充满甜蜜回忆的地点。所以当苏轼日后独自一人故地重游时，也不禁感慨道：“归来瑞草桥边路，独游还佩平生壶。”句中虽无明显的“悲”字和“愁”字，却足以令人感受到他内心的惆怅。
由于有苏轼浪漫的爱情，瑞草桥因而引起了许多著名文学家的浓厚兴趣，他们纷纷追忆和描述。陆游就曾跟着苏东坡的足迹来到瑞草桥，并且留下了“瑞草桥边水乱流，青衣渡口山如画”的诗句。
如今已千年过去，瑞草桥已不在了，但是苏轼和王弗在这里的故事还在那里流传。
当年与苏轼在玻璃江瑞草桥边的草地上把酒言欢、一同交游的人，大约有王淮奇（字庆源）、杨宗文（字君素）两位老者，蔡褒（字子华），还有现任内弟王箴（字元直）等。
多年后，异乡漂泊的苏轼每每回忆起这段生活总是西望蜀地，心中无比的惋惜与惆怅，幻想着有朝一日再布衣还乡，归隐老死于山林之中。
苏轼在蜀期间，还去了成都永康军的迎祥寺，其中钟楼碑的隆州《多心经》还是苏轼所书。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佛教著名经文，简称《心经》。至今在中国流行最广泛的佛经。在佛学界有很高的评价，世人都认为《心经》是佛经的总括，懂了《心经》，读佛经就能入门了。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全文只有二百六十字，却是佛教三藏十二部近万卷经典中字数最少，义理最丰富的佛经，也是理事圆融，知行合一，理论和实践性很强的妙文。
将要离蜀时，苏轼兄弟与二堂兄苏不疑（字子明）道别，将自家的坟地交由大堂兄不危（字子安）与同乡好友杨济甫照看。几十年后，苏轼自海南北归，得知老杨已经不在人世，其子杨明（字子微）遵照父命，仍将苏家的坟地照料得安然无恙。
青神县的蔡褒来为苏轼送行，当场手植荔枝树一株，以期盼苏轼早日归来。可见宋时一入仕途，能够告老还乡的机会不是人人都能有的。
苏轼到正信和尚的卧室向他告别，正信俗姓杨，弟兄三人，与苏轼的祖父与父亲均相交甚笃。其时，正信和尚（表公）正在卧病，苏轼见他白发盈寸、目光如炬，如同画中的须菩提像一般，因此盘桓不忍离去。
正信和尚说，佛言生于正信之家，我可以千里跟从你。你还是入朝去吧，我们何处不能相见呢？
那么，什么是正信的佛教？
民间信仰的宗教层次，仅使信仰者求取神的救助，并未能使信仰者由自身起而自救救人。佛教的信仰，既能使信仰者有求必应，更能使信仰者净化自己、强化自己，也能效法救人助人的菩萨与佛，更能成为菩萨与佛。
中国是大乘佛教的化区，信仰佛教称为学佛、修法、敬僧的“三宝弟子”，“佛”是菩萨道的究竟圆满者；菩萨行是“佛法”化世的轨范；“僧”是住持佛法的代表。
民间信仰的宗教行为，确有其存在的功能和流行的价值。唯其既无教义的依准，也无教团的约束，更无教师的诱导，仅靠灵媒、乩童等的操作，好则可以配合善良风俗，否则也能破坏善良风俗，腐蚀人心。
佛教则不然，既有悠久的历史，也有层次分明的教义和教仪。既有二千六百年前出生于印度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也有代代相承的教团及教师。释迦牟尼世尊，是历史明载的佛宝，佛教教义和教仪是法宝，佛教的教团和教师是僧宝。
唯有信仰三宝及皈依三宝，才是正信的佛教徒。
最后，与眉山老乡家安国（字复礼）别过后，才正式上路离开了家乡眉山县。
这是苏轼的第二次陆行出蜀，此后再未踏过故乡眉山的热土。
与第一次出蜀到京师赶考不同的是，上次还是由父亲大人带领。这一次出行，父亲已经驾鹤西去，迎接他们兄弟的则是要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世事的沉浮，官场的险恶，他们都要真正地去参与其中了。
路过益昌县（今四川广元市利州区），鲜于侁（字子骏）始为利州路漕司，苏轼兄弟去拜会了此人，苏轼日后对鲜于子骏在推行新法中既不妨碍百姓，又不损害法令，还不伤害亲情两全其美的做法十分赞赏。
从眉山出发，一路北上，过成都、绵阳、利州、汉中，就到了苏轼的老根据地凤翔府。
在那里，苏轼去拜会了陈师道的妹夫张舜民。又听说在陕西的老相识董传在二曲守丧，派人打听了一下，得知这位书呆子式的朋友如今过得并不好。
从凤翔府转而向东，就到了长安。
腊月二十九，苏轼与时任陕西转运副使范纯仁（字尧夫）、殿丞王颐（字正甫），还有弟弟苏辙一同相会于毋清臣家。
在这里，苏轼是第二次观赏《醉道士图》，又见了好友章惇在上面的题跋，，觉得很有趣，就重新写下了题跋。
腊月三十。除夕。
苏轼到了刚任月余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的韩琦家中。
在韩府的客座上，观看了王颐、石苍舒当场所作的草书。
韩琦说，两位先生就像向马行头吹笛。座中的宾客均不晓其意，韩琦解释说，如果不是妙手，是不敢向马行头吹笛的。
熙宁二年正月间，苏轼东到长安。当苏轼路过岐山县时，听说他陕西一个书呆子朋友董传在二曲老家守丧，就派人到他家里打听情况。
结果，董传听说后就直接来到了长安，苏轼在董传所住的旅馆里见到了他。问了董传的生活情况，董传说了他啼饥号寒、穷愁潦倒的窘态，又说要不是韩琦韩大人的救济，早就归天了。
接着又说，韩大人不仅接济了他，又把他推荐到了朝中做了官。更有甚者，有一位彭驾部，听说了自己与韩大人的交情后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董传（老彭这是豁出去了）。
一直娶不上媳妇的单身汉，一下子升官发财又娶了老婆，人生顿时就像开了挂。
但在苏轼听后，觉得隐隐有一丝的不安。几个月后，看似福禄双至的董传果然不能够消受眼前的这一切，撒手人寰了。
这是苏轼一生之中最后一次路过长安，余生再未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