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的五月，聚集在胶州营的兵马除却留守两千人之外，其余的兵马大多数各回原地镇守。
李孟率领的军队可以说是越走越少，马罡，陈六、赵能都是在半路上去往自家镇守的城池，尽管是大军行进，在这条路上比起在东昌府和济南府的战时行进不知道要快了多少，因为补给完全有沿途的屯田田庄供应，一些需要征发劳役的事情，也都就近的征发壮丁和佃户，方便的很。
在行军路上，方圆百里之内的消息随时都会汇集到胶州营的军将手中，这就是所谓内线的好处了。
济南军议里面大家对胶州营的总结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不能离开辎重补给，轻装突进在大军交战中要不得，如果辎重充足，补给跟上，哪怕是行军缓慢，敌军主动的过来攻击己方，胶州营也可以通过火器的优势战而胜之。
大家对在齐河县清军骑兵的遭遇战，越是分析越觉得这支部队如果是缓慢行进，按部就班，不是那么匆忙赶路的话，鞑子骑兵在列阵完毕，装填完弹药的火铳兵和长矛兵的组合面前，不会讨到什么便宜去。
归根到底，还是李孟有些匆忙了，当然众人没有明确的指出这个问题，还是李孟自己做的自我检讨。
在那些书生讲解，李孟复述的兵书战策和战场事例上，常说一点，就是和蛮夷交战，特别是北方的西虏蒙古和东虏女真，官军若没有足够的骑兵，大军接战，即便是取得胜利，也不会有太多斩获。因为对方都是骑兵，一旦是失败，马上是纵马逃遁，官兵的大队步卒也无法追击，还时常有因为追击对方的骑兵，队形混乱，反倒是被对方打了个反击，反胜为败的例子。而官军若是败，则很容易变成大败，因为蛮夷的骑兵突入，兵卒溃散，溃逃很快就演变成一面倒的屠杀。
所以写这些战例的人都是建议官军也应加强骑兵，而且凡是有亲身经历的人写文章，对火器都不是太看重，反倒是认为应该注重肉搏和弓箭。
不过这个算是通常大众的判断，在济南军议的讨论之中却是被推翻了，胶州营的步卒数量远远的大于骑兵，就算是马队，也有相当部分的下马步兵，只不过借着马匹的机动力提高速度罢了。
按说这样的部队，面对鞑虏的骑兵应该是吃亏很大，但胶州营和普通的官军却有很大的不同，胶州营的火器并不是普通官军那种制造粗劣，而且在射程之外就乱放一气的焰火，胶州营的火器是工匠们精心打造，有严格训练的杀人利器。
在弓箭达不到的射程之中，火铳和火炮已经可以攻击到敌人，而且凡是被击中的敌人，按照这个时代的治疗手段，最起码也是丧失战斗力的伤害。只要胶州营从容布阵，弹药充足，那么以骑兵为主的敌人根本不会占到一点的便宜。
李孟和各级军官从济南回到胶州的路程中对这个感触颇深，只要是在自己控制的地盘上，补给、情报各种后勤的问题都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或者是近似于此的环境中，胶州营的军队从容布阵，弹药充足的情况可能性越高，也就是说，保证了上面几个条件，胶州营的胜算极大。
这也就是告诉各级军将，在战斗的时候，要做到什么，要避免什么。
回师的这一路上，也算是给胶州营的普通士兵的福利，让他们接受沿途平民百姓的欢呼和犒劳，在官府的宣传之中，胶州营取得了极为辉煌的胜利，自己检讨归自己检讨，但对外还是要保持着胜利回师的状态。
他们所经过的府县城池，都是胶州营保护的地盘，地方上的士绅大族，平民百姓也只有看到一支胜利之师，才会感觉到自己安全，才会对自己供养的这支军队有信心，才会对这样的军队感觉到敬畏。
因为要宣传自己的胜利，展示军威，所以行走的速度并不快，差不多五月中旬的时候才到了平度州一带。
已经恢复了传递的朝廷邸报，山东的塘报，兵部的紧急军报被朝廷和山东的信使送到了李孟的手中。
在这些洋洋洒洒，官话满篇的报告中，李孟看见了颇有意思的消息，官道的端点和节点虽然都是州府县城，但胶州营除却在那种要塞城市之外，绝不进城，都是在城外选择地形自行扎营，这一来保持了警觉，二来在地方上获得了仁义之师的高度赞誉。
所以李孟的军帐附近的一处平地上，王海、汤二还有跟着李孟返回胶州的几个营千总，每日都要来这个军帐中点卯议事，正好是赶到这文告送来，看着李孟在上首带着笑容一页页的翻阅文告，下面这些人都感觉到有些好奇。
李孟把手中的这些纸片放在身边，开口悠然说道：
“张献忠、罗汝才又反了，熊文灿这次也少不得获罪掉脑袋，倒不知道这次杨阁部如何去和皇上解释？”
李孟的言语中颇多的讽刺之意，下面的几名军将也都是幸灾乐祸的在那里笑起来，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张议和，派人去内地招抚李自成和张献忠，派人去关外边境和满清女真接触的事情，虽然没有传播，但却也尽人皆知。
而且就是这段时间，北直隶一带文武官员开始被杨嗣昌定罪，不少人都被抓起来处斩，山东的官员军将们触景生情，也都是觉得自己脖子发凉，心想若不是胶州营李孟在齐河县那边打了一仗，今日掉脑袋的人恐怕也有自己。
可当日鞑子入寇，定下决策的偏偏就是这位内阁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很多被处斩的人的所获的罪名，往往就是因为执行杨嗣昌的命令和计划，才招致惨败，被定下死罪。至于杨嗣昌扣押粮饷，高起潜拥兵不救，让卢象升孤军战死沙场的罪孽，也足够被杀头的罪过了，可却被他巧言掩饰，反倒成了有功之臣。
凡是相关的官员都是对其愤恨之极，只不过因为杨嗣昌深得崇祯皇帝的宠信，对他无可奈何而已。
各种各样关于杨嗣昌的传言和讥刺笑话漫天飞舞，就连胶州营的军将们也因为杨嗣昌的随意调遣，差点让胶州营遭受大败颇为的愤恨。眼下，张献忠和罗汝才在被招抚之后重新造反，众人不觉得惊慌，凡觉得幸灾乐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去招抚张献忠、罗汝才的五省总理熊文灿是杨嗣昌门下，执行的也就是招抚的政策，结果张献忠和罗汝才当时被官军围追堵截，已经是支持不下去的局势，借着招安的由头，占据一两处城池休养生息，终于是恢复过来。
在谷城和房县两处的知县，眼见着张献忠和罗汝才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造反做准备，几次上报，可他们一个低品的地方官员，所说的消息甚至连五省总理熊文灿那边都到不了，更不要说朝廷中枢了。
何况杨嗣昌连总督、巡抚的呈报，只要是不合自己心思的都会压住不报，这县令的更是直接的驳斥回去。
到了此时，终于是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了，可天下人都是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思，可见杨嗣昌身为国家重臣，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但就是这样的国家重臣，崇祯皇帝仍然是毫无条件的全心信任，足见荒唐。
对这样的朝廷，对这样的大臣，李孟却是越来越失望，在现代的时候，影视媒体之中提到崇祯皇帝的次数颇为不少，评价都是虽然勤勉清廉，但大局势却是无法扳回的，人还是不能胜天，可看这个局面，压根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这次满清大军大军入寇，北直隶、山东两地固然是死伤惨重，给大明帝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满清出境之后，朝廷居然还要再杀一次，把罪不至死，甚至是无罪的地方上的文武大员杀了一遍。
这么下去，谁还会忠心任事，若是下次清军入寇，还会有人死战不休吗？
那些和官兵厮杀多年的张献忠罗汝才部，一旦说是招安，立刻命令官兵和他们脱离接触，答应他们的大部分要求，百般讨好，养虎为患，等到恢复过来，然后又是骑兵造反，被命令脱离接触的官兵甚至都来不及赶到。
这样的腐坏局面，哪能说是天灾，明明就是人祸。
朝廷的局面既然是改变不了，大局是日复一日的糜烂下去，李孟愈发的坚定了一个信念，自己要变强，只有自己变强了，胶州营变强了，才能去改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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